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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字辨
最早使用“习”字的是《周易》,在《周易》中有三卦:《易·坤·六二》: “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易·坎·辞》:“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易·兑·象》:“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兑》卦象传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作,故可以算在《论语》之后。在释《坤·六二》中的“习”字时,大部分人,不论是孔颖达还是二程、邵雍、朱熹等人,都将其训为较含糊的“学习”之意,王弼将其训为“作为”之意。而在释《坎》卦时,王弼将其训为“积”、“重迭”之意。
在《易》之后,西周时期,还有《国语·周语上》(公元前722年)也用“习”字,其云:“是皆习民数者也。”还有《管子·正世》(公元前600年)也用了“习”字,其云:“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终始者也。”这都被后人训为了解、熟悉之意。
另外还有《书·大禹谟》(公元前500年)用“习”字,其云:“龟筮协从,卜不习吉。”孔传:“习,因也。”孔颖达疏:“《表记》云:‘卜筮不相袭。’郑云:‘袭,因也。’然则习与袭同,重衣谓之袭,习是后因前……。卜法,不得因吉无所复枚卜也。”这里将其训为相因、重复之意。
另外还有《礼记·学记》(公元前450年)用“习”字,其云:“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孔颖达疏:“博习,谓广博学习也。”
东汉时许慎(公元100年)在《说文解字》中将“习”字训为:“习,数飞也。”其是根据《礼记·月令》:“鹰乃学习,腐草为萤。”而将其训为频频试飞之意的。徐锴系传作“从羽,白声。”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此字(甲文)分明从羽,从日,盖谓禽鸟于晴日学飞。许之误在伪日为白,而云白声。”
在《论语·学而》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战国、秦、汉朝这900百多年中,人们都将其作为“学习”之意含混使用,只是最后在北魏时(公元500年左右)皇侃才将其训为“复习、练习”之意。直至今天,我们都将“习”字用为练习、温习来用了,以至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一看到“习”字,便认为是练习、温习之意了。而《汉语大字典》所列的对“习”字的十二种解释,也只剩下了练习、温习之用了。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古人造字的目的,也不能忽略古人造字时的形象思维。羽在日上,为鸟类飞行在天空上,比太阳还要高。从人类的视角角度来看,每当太阳初升或西落时,鸟儿们好象是比太阳要飞得高,其实鸟儿们是不可能比太阳飞得高的。之所以用羽在日上来造出“习”字,是形容鸟儿们调节飞行的高度,一会儿在上,一会儿在下的意思。所以,《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云:“既知其以生有习,然后民特从命也。”卢辩注:“生,谓性也;习。调节也。”《大戴礼记》大约成书于公元前400年,是与《礼记》大体同时编成的一部有关中国古代礼制的文章汇编,但增加了若干篇记载古史世系和天象物候的历史文献。卢辩是西魏北周时人,约在公元533年左右,宇文泰为相,使他依《周礼》改订官制。他对“习”字的理解是对的,“既然知道其性是有调节的可能,然后人民便可以特从命了。”如其性无调节的可能,又怎么能特从命呢?
   因此,《文选•张华(鹪鹩赋)》(公元500年左右)云:“飞不飘扬,翔不翕习。”就是形容鸟儿飞行调节之意。对此,李周翰注:“翕习,急疾貌,言游集不过蒿草,飞翔不高不疾也。”这个“飞翔不高不疾”也就是调节之意了。
    如果我们将“习”字看作是调节之意,那么,《周易》、《论语》中的“习”字之使用也就迎刃而解了。《易•坤•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大地的这种地大物博,乃是上天与大地自身的运行变化规律所产生的,所界定的,不是人类所能安排的。因此,人类对大地的这种地大物博,对大地的这种自然生存的物理条件,用不着去调节。《易•坎•辞》:“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主要描述的是农业水利灌溉工程的问题,其关键在于水量的“调节”。既不要加深水库,亦不要加高堤坝;对于“调节”,要人们有诚信,而计度人们的思想的目的,则是在于掌握人们的思想动态,是要人们相信统治者的言说,尊崇统治者的言说,从而使水利灌溉工程能够顺利地建设成功。能够充分地利用水资源,则是农业生产的最大保证。《易•兑•象》亦是讲水利工程的,天施泽雨,地上集泽,故称为兑。君子此时应该用来和朋友讲水的调节之事。
    《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综合《论语》全篇来看,一个人在学习并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不断地调节自己,不也是很喜悦吗!这实际上就是现代的心理学所强调的心理健康!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每天根据新情况调节、调整自己的心态,哪有不喜悦、不愉快呢?太阳在运转,地球也在运转,人世间瞬息万变,凡事都在变化,都在发展,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出生、问世,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我们不学习行吗?我们不调节、调整自己的心态行吗?因此,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也就是一个心怀坦荡荡的人,他每天都是愉快的。所以,深刻地领会、理解孔子的这句话,也就是一个君子了。后来孔子的学生曾参在《大学》中也阐述了这个思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天都是新的一天,未来的也是新的一天。“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所谓的“正心”、“诚意”其实也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
    一个人,经过学,由不懂而到懂得各种知识,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调节的过程。不懂,采取的是一种行为方式,懂得了,采取的就会是另一种不同的行为方式,这就是调节。所以,“学习”,即是学而调节之,使自己面对新的未来,面对新的事物,选择新的行为方式。
    其实,整个《论语》全书都是以“调节自己”为核心思想的。《论语》是孔子的学生们收集载录孔子的许多言行的一部著作,其中,无论是孔子的平等原则,对等原则,正名原则,中庸原则,还是孔子所提倡的仁、义、礼、智、恭、宽、信、敏、惠,其核心都是要求“调节自己”,用智慧(智),用真心诚意的态度(信),寻求一种最佳行事方式(义),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礼),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仁),从而创造出自己良好的生存空间,良好的生存环境,以使自己和别人都能获得快乐而幸福的生活。“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究其实,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人类自从有了思维以后,就开始思索,如何才能让自己身体的感官能获得最大的愉悦。于是,食物、衣物、房屋、车辆舟船等被相继发明出来。然后这些东西就越来越精细,越来越符合人们的需要,越来越使人们离不开。人生在世,都是有欲望的,这些欲望换句话说就是需要;需要吃、需要穿、需要爱、需要名利地位等。而人的这些需要一般来说是没有止境的,是无法满足的。明明一盘菜就可以下一顿饭,但总想要三盘、五盘的,吃得丰富一些。明明爱一个人就可以了,但总想爱她三个五个,爱得浪漫一些。被一个人爱也就够了,可很多人却想要被所有的人爱,人人都来爱我,我就太幸福了。这些都是“需要”的过度、过份!而获得更好的东西,即可以满足人们身心的愉悦;于是人们的欲求心就越来越强。而人的所有欲望统而言之,即是寻求快乐。无论是财富、名誉、地位、情爱的求得,都是为了满足心中的快感。以至于到现在,再高明的科学技术也满足不了人们的欲望。而欲望(包含着贪求、贪婪、渴望、热望、贪恋、恐惧、挫折感、自负、烦恼、愤怒、焦虑以及寻求欲、获得欲、享受欲、贮藏欲、消费欲等)却得不到满足,除了极少数人似乎能得到满足外——不论是狂喜的满足还是恬静的满足——人们都不会突然中止自己的欲求,好了还要想好,然而大部分人的欲望都是得不到满足的。虽然有些有短暂片刻的满足,但那只是瞬间的满足,转瞬间即象泡沫一样消逝在广大的欲海中,人们又开始新的欲望的渴求,有了新的期盼,希望拥有未来的意向。然而快乐和幸福却是稍现即逝,难得长久的,长时间留给人们的只有痛苦的追求和感受,因而快乐就越来越少了,因此人们就越来越痛苦。但要彻底消灭人的欲望是不可能的,最起码人类要欲求食物与空气,使自己能得以生存。所以孔子认为,人的需要、需求应该维持在中间,调节自己,既不要有过高的要求,也不能明明有这个条件而非要去过苦行的、低贱的生活。这与老子的“知足常乐”是同一个道理。所以,人的精神状态良好,心态平和,即使生活得简单粗糙一点,却也是快乐的了。那么,人们满足于既得的或容易满足的目标,树立起“仁义礼智信”的信念,就能使自己身心的愉悦能够保持得长久一些,人的这一生也就是快乐的了。
    再看《书•大禹谟》(公元前500年)用“习”字,其云:“龟筮协从,卜不习吉。”“卜不习”的意思就应该是卜筮而不调节则吉祥之意。
    《国语•周语上》云:“是皆习民数者也。”意思就应该是调节民众之数量之意。还有《管子•正世》云:“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终始者也。”这个“习于人事”即是调节于人之事的终始的意思。
    所以,综合所有先秦时期的著作来看,“习”字作为调节之意是说得通的,而且也是应该的。因为只有这样看,才能把整部《论语》看懂,才能把整个人生读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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