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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高科学家”到“民族的耻辱”
    黄禹锡倒了。几天之间,这个韩国的“最高科学家”从英雄的神坛上重重地摔落下来,成为“民族的耻辱”。在电视上看到黄禹锡低头忏悔的那一刻,韩国民众的心里会是怎样的感受呢?惊讶、同情、愤怒,还是羞愧?

    大约一个多月前,笔者在访问首尔(汉城)时,曾有机会听过黄禹锡的一场演讲。演讲会的主办者是韩国记者协会,听演讲的都是来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记者。尽管大家对黄先生颇具专业水平的演讲似懂非懂,但对主人的精心安排还是感到十分满意。至少,我们不仅有机会一睹这位韩国“大腕”的风采,并拍下几张照片留作后用,而且在回国后与朋友交谈时,也多了一个有趣的话题。一位韩国朋友听说我听了黄禹锡的演讲,羡慕不已。他说,黄禹锡可算是韩国的“国宝级”人物,能听到他的演讲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对于黄禹锡的声望,笔者在韩国逗留时也多少有一点儿了解。比如,他的研究成果刚刚披露时,同行曾对他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完成那样的研究表示过怀疑,但这点儿怀疑的声音很快就被媒体与民众追捧的声浪所淹没。毋庸置疑,当科学研究上升到政治荣誉的层面,提出质疑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再如,韩国一家电视台在播出的节目中,对黄接受其下属的卵子并且付费一事提出了批评,认为此举有违生物医学伦理。没想到此事竟引起了许多观众的强烈不满,他们发起了一场“我爱黄禹锡”的运动,抗议电视台“有意贬低黄禹锡”,并坚持闹到电视台公开道歉,承认有违“职业道德”,才算完事。

    有了这段经历之后,再看黄禹锡的造假,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一句流行语:明星是“粉丝”们创造的。这句话很可能是从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那学来的,托氏当年曾说过:“领袖是追随者创造的”。那么,黄禹锡这样的英雄是谁创造的呢?

    我们不是习惯于在英雄之前加上“时代”二字吗,可见,英雄与英雄所成长或形成的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样讲,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英雄是时代造就的;二是英雄也是时代所需要的。

    黄禹锡成为英雄与时代有着必然的联系。无论是从面临全球化冲击的民族心理需求来说,还是从大众媒体的生存发展来看,我们都处在一个特别需要英雄,又能够比以往更容易地创造英雄,尤其是创造民族英雄的时代。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猛烈冲击,民族的融合、交流不断加速,但越是融合、交流,往往差异感就会愈加突出,而差异感愈突出,民族荣耀的需求也就越是强烈。尤其是对那些小国和后发展的国家来说,往往特别需要营造一种民族的英雄精神,来“提神”、“增气”。正是在这样的民族心理环境下,科研、体育等许多有着自身发展规律的事情被赋予了更多的精神色彩,而大众媒体又利用最现代化的手段,不断地放大这种精神效应。

    由此看来,与其说是黄禹锡需要制造出干细胞的神话,不如说是韩国人、韩国政府需要这样的神话。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政府将生命科学列为未来经济增长的10大动力之一,政府科研投入的9%都给了这一领域。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打造出韩国的诺贝尔神话。在这种快出成绩,早出成绩,不出成绩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政府的心理驱使下,黄禹锡即便是不想造假恐怕也很难了。在黄禹锡工作的首尔国立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的标志牌上,不就印着这样两行大字吗:世界的希望,韩国的梦想。科学研究一旦被上升到这样的高度,那就不再只是科学家能不能在某个科学领域里取得突破的事情了,也不再只是黄禹锡本人的事情了,而是事关国家声誉、民族发展的大事。

    韩国《东亚日报》的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应对此进行冷静的分析,并将此视为“国家自首”的契机。韩国人的冷静尽管来得迟了一些,但却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当浮躁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通病时,我们的确应当对一些已经产生了所谓轰动效应的“丰功伟绩”多一些“冷静的分析”,更加严格地按照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来对待诸如干细胞研究这样的“伟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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