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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学习不能生搬硬套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子曰:“吾说夏1礼,杞2不足徵3也。吾学殷4礼,有宋5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译文】孔子说:“愚蠢然而又好自以为是,卑贱然而又好独断专行;生长在今天这个时代,却想要返回古代的道路;这样的人,灾祸一定会连及到他身上。”
不是国家的统治者就不要议定社会行为规范,就不要制定法度,就不要考核文字。今天这个天下,车辙同一,文字笔画一致,行为都是同一个伦理。统治者虽然有其位置,但如果没有掌握统治国家的规律,是不敢制作礼乐的。普通人虽然掌握统治国家的规律,但如果没有统治者的位置,也是不敢制作礼乐的。
孔子说:“我所说的夏朝的社会行为规范,杞国的人是不能来验证的;我所学的殷朝的社会行为规范,有宋国的人还保存着。我所学的周朝的社会行为规范,今天还在使用,因此我随从周朝的这个社会行为规范。”
【说明】遵循中庸之道,就是要学习周文王所走的道路,然而是不是要完全效仿古人呢?子思举了孔子说的话来说明这个问题。孔子之“好古”(《论语·述而》),只是孔子认为历史的经验是应该学习的,然而学习却不能生搬硬套,照本宣科,在《论语·学而》中,一开篇有子就说:“这个人为人能继承先人之志,而且所继承的东西亦有次序、顺序;但他却宜于约束先人留下来的东西使合规范,这样的人太少了。如果不约束先人留下来的东西使合规范,而随自己意思作乱、乱作者,也是没有这种情况的。作为一个君子,是专心致力于最根本的东西的;最根本的东西能够树立起来,那么社会的道德规范、秩序才能生起。能继承先人之志,而且所继承的东西亦有次序、顺序;那么这就是能使人相互亲爱的最根本的东西了。”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人类的思想也在不停地变化,前进;所以,孔子才有选择地约束和规范、继承先辈留下来的学问。因为只有这样有选择地继承先辈留下来的学问,才能立起“仁”的根本。中国人有个不太好的陋习,权威是不能推翻的,你若是有怀疑,试图对权威提出批评,那准是十恶不赦了。所以,犯上者,鲜矣!太少了。
因此,子思说,不是国家的统治者就不要议定社会行为规范,就不要制定法度,就不要考核文字。不要象愚蠢然而又好自以为是,卑贱然而又好独断专行的人一样;今天这个天下,车辙同一,文字笔画一致,行为都是同一个伦理。这段话,近代许多学者认为这是秦以后的人写的,而不是子思写的,实在是他们没有弄懂周朝初期的情况。周文王处心积虑、艰苦奋斗五十年,在周国培养出一大批人才。在殷朝,文字的使用权和祭祀权都在王室,因此华夏各地的语言和文字使用情况很混乱。随着周武王的灭殷成功,随着周初分封建立各诸侯国,这些人才与思想与文字与车辆与周国的社会行为规范,都被带到各地。周的分封诸侯,在武王时即已开始,但大规模分封是在成王及其子康王(名钊)时期。据传周初所封有七十一国,其中与周王同为姬姓的占四十国。华夏各地、各族人民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周国的影响。虽然我们目前没有看到在春秋战国时代有这样“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字记载,但并不能说明周国在立国之初没有进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治国政策。而且,从现代考古来看,周朝的文字基本上是统一的。西周金文即可说明。从周武王立国到孔子所在的春秋时期,已有五百余年,这五百年间,由于为了消弭殷商残余势力叛周的隐患,周朝首先命令诸侯在伊洛地区合力营建新邑,即周朝的东都洛邑(成周)。东都既成,遂迁曾反对周朝的“殷顽民”于此,加以控制。同时,封降周的商贵族微子于商朝故都宋(今河南商丘)地,以代殷商之后;封武王少弟康叔于纣都,成立卫国,赐以殷民七族;封周公长子伯禽以奄国旧地,成立鲁国,赐以殷民六族。这样,殷商余民遂被分割,逐渐服从于周朝的统治。西周中期,周厉王在位的期间,西周各种社会矛盾趋于激化,终于达到爆发的境地。连年战乱,给民间带来深重的疾苦。与此同时,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将社会财富和资源垄断起来。为压制国人的不满,厉王命卫巫监视,有“谤王”者即加杀戮。结果人人自危,终于酿成国人起义。公元前841年,国人大规模暴动,厉王被迫出奔到彘(今山西霍县)。公元前781年,幽王宫涅继位,任用好利的虢石父执政,朝政腐败激起国人怨恨;三年(前 779),伐六济之戎失败;同时天灾频仍,周朝统治内外交困。引致西周灭亡的导火线是幽王废掉正后申侯之女及太子宜臼,改以嬖宠美人褒姒为后,其子伯服(一作伯盘)为太子。宜臼逃奔申国,申侯联合缯国和西方的犬戎进攻幽王。幽王与伯服均被犬戎杀死于戏(今陕西临潼东)。公元前771年,西周覆亡。在这五百年不断的战乱中,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到许多典籍资料被毁坏损失。而且,据史书记载,西周已有较发展的教育制度。在国人乡里中设立的学校,称为庠(一说称序),教授知识技艺。贵族子弟的教育更为完备,专设有小学、大学。贵族子弟满八岁入小学,到十五岁成童时入大学。《周礼》有师氏、保氏两官,从他们的职掌看,教育的内容包括德行、技艺和仪容等方面。技艺兼及文武,有礼、乐、射(射箭)、御(驾车)、书(文字)、数(算术),称为六艺。而这些教育,如果没有“书同文”的统一规范,是很难做到的。在《周易》中,有一个《渐》卦,历来文人都认为该卦是描写一个淫妇的事或是择婿的事,其实不然。渐者,循序渐进也,逐渐发展也。巽为风在上,艮为山在下,山的特点是耸立于平地之上,连绵起伏,高低不平,因而会对风产生阻力;风遇到屏障似的高山,只能渐进,不能速进,故本卦命名为“渐”。周文王观此象,颇有感触,于是在本卦以“渐进”为基础,制定了循序渐进的七条治国方略,为周国的不断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卦中六爻分别描述了渐进的方针。初六爻之“干”,是要人民不要害怕商纣王的残暴,我们小邦周要不断干扰他扰乱他,但又不激怒他。六二爻的“磐”,乃是要周国军队每攻战一地,就必须永久性地占领该地,盘桓驻扎。九三爻之“陆”,乃是要求周国军队和睦于当地人民,不要以杀伐掠夺为目的,要与当地人民团结相处,教他们以农耕、以文明,要以德服人。九三爻还提出了由国家来抚养出征战士的子女,统一教育文化知识。六四爻之“于木”,是要求周国所有人民以质朴、朴素为美德,共同反对商纣王的荒淫奢侈。九五爻之“陵”,乃是采取了较为积极主动的进攻方略,大力扩充实力。上九爻则又提出了和睦政策,但这是针对殷朝王室成员及官僚臣属而言,目的是孤立商纣王,其用意是商纣王该杀而百官臣僚无罪。这种和睦政策使周国大得人心,从而使小邦周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占有了当时所谓天下的三分之二,为武王克殷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九三爻所提出的是第三条方针及第四条方针,是指我们每占领一个地方,不要以掠夺抢劫为目的,而是要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教他们以农耕,教化当地的文明;或者是向他们学习农耕,并学习他们的文明,这要看具体的地方而定。由于施行这种方针政策,我们周国的男子们大多都被派遣出征而难得复家,而其妻子们又怀孕生子,这对具体的家庭来说,是不好的,是有凶险的,因为这会导致军心以及民心的不稳定。怎么办呢?第四条方针即“妇孕不育”,妇怀孕而不养育;就是说,当妇女们怀孕并生子后,让她们去丈夫所征之地与丈夫团聚,而他们的子女则由国家来养育,让丈夫、妻子们安心在出征之地安营扎寨,重建一个安乐温馨的家庭;待其子女长成后再与他们团聚。由于没有孩子的拖累,就很利于我们的战士抵御敌寇。这条方针乃是针对国内家庭而提出来的,让夫妻团聚,安心御寇,共同御寇。而孩子则由国家统一养育,统一教育,这样的孩子,在十几年后,将是一支勇悍的生力军。后来武王伐殷,正是这批力量起了重大作用。此举一是疏散了周国增多的人口,二是使占领地逐步同化为周的部族,也就是后来几百年后提出的军垦、屯兵制度。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周初教育的影子。
所以,统治者虽然有其位置,但如果没有掌握统治国家的规律,是不敢制作礼乐的。普通人虽然掌握统治国家的规律,但如果没有统治者的位置,也是不敢制作礼乐的。统治国家,有很多种道路,有道路即有规律,道路不同,规律亦不同,在同一道路上,不同时期亦有不同的发展变化规律。如果不知道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规律,制定出了礼乐也是没有用的。只有知道了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规律不一样,才能相应地制定出有用的礼乐制度。所以,在其位而谋其政,首先要学习。而不在其位,就不要谋其政;只有在这个职位上,才能真正知道这个职位的权利与责任。如果不在这个职位上也就谈不上真正了解这个职位的权利与责任。如果不了解这个职位上的权利与责任,怎么能评判它的是非曲直呢?所以,出来发挥自己的才智,出来做事,首先要服从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需要你,就去做,不需要你,就别去谋!这是一。其二,这句话也是对隐士们的批评,国家有作为一个国家的数不清的千头万绪的事情,虽说统治、治理这个国家的人也许不是很有才智的人,但是只有他在这个职位上才能真正了解这个职位的责任的重大。而隐士们动不动就发表言论,这样那样地其说不一,夸夸其谈,其实他们根本感觉不到这个职位上的责任是如何重要的。隐士们也许有这样那样的才能,但不一定就会有统治、治理一个国家的才智。如该决断的事他们会犹豫不决,以至错失良机;而该犹豫的事他们会立下决断,以至于操之过急。总而言之,一个人担任了某个职位,都必须要在不断的学习中才能胜任,而不担任这个职位的人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所以,不在其位,就不要去谋其政。
然后,子思又举了孔子说过的一段话为例,孔子说:“我所说的夏朝的社会行为规范,杞国的人是不能来验证的;我所学的殷朝的社会行为规范,有宋国的人还保存着。我所学的周朝的社会行为规范,今天还在使用,因此我随从周朝的这个社会行为规范。”这段话亦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子曰:“周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意思是说,“夏朝的礼,我能够说得出来,但它的后代杞国的礼不足以证明就是夏朝的礼;殷朝的礼,我能够说得出来,但它的后代宋国的礼不足以证明就是殷朝的礼。这是因为文献不足的原因。如果文献足够的话,那么我就可以证明他们继承的就是夏朝和殷朝的礼了。”
“周朝是借鉴了夏、商两个朝代的经验而发展起来的,拥有着多么繁荣丰盛的文化啊,我是随从周朝的。”孔子为什么要随从周朝的礼仪制度呢?夏礼、商礼,孔子都能言之,也就是说,孔子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民间传说,知道周朝的文化、礼仪、社会行为规范制度是借鉴了夏、商二代先辈的历史经验的,是符合社会进步的,所以值得他学习与随从的。当然,历史要发展,要进步,所以周朝的文化、礼仪制度能保存下来;然而,还应该要发展。历史的演变也证实了周朝的文化和礼仪等社会行为规范制度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巨大的,没有周初的“天命观”的改革,中华民族发展的道路必然要慢一拍。孔子的言外之意也就是周礼眼看就要丧失,这不是更可悲吗?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到孔子的忧患意识。之所以孔子要“从周”,也就是因为周文王、武王等实行的是中庸之道,而不是商纣王的极端之道,这是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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